患者就醫歷程

兒童活體肝移植:當“活不過一歲”成為預言—一位蒙古媽媽的“切肝救子”之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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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者檔案 姓名: Batbayar(化名) 年齡: 11個月 國籍: 蒙古國·烏蘭巴托 診斷: 先天性膽道閉鎖,葛西術後膽汁性肝硬化失代償期 治療醫院: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 兒童活體肝移植,是器官移植領域皇冠上的明珠。它不僅考驗外科技術,更考驗一個醫療體系對供體安全、術後管理和長期隨訪的全方位能力。對於Batbayar一家來說,這場跨越國界的生命接力,始於一個令人心碎的消息。 PART01. “如果不做肝移植,他活不過一歲” Batbayar出生後不久,就被診斷為先天性膽道閉鎖。儘管在出生後2個月接受了葛西手術(一種姑息性手術),但效果不佳,很

兒童活體肝移植:當“活不過一歲”成為預言—一位蒙古媽媽的“切肝救子”之路

患者檔案

姓名: Batbayar(化名)

年齡: 11個月

國籍: 蒙古國·烏蘭巴托

診斷: 先天性膽道閉鎖,葛西術後膽汁性肝硬化失代償期

治療醫院: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

兒童活體肝移植,是器官移植領域皇冠上的明珠。它不僅考驗外科技術,更考驗一個醫療體系對供體安全、術後管理和長期隨訪的全方位能力。對於Batbayar一家來說,這場跨越國界的生命接力,始於一個令人心碎的消息。

PART01. “如果不做肝移植,他活不過一歲”

Batbayar出生後不久,就被診斷為先天性膽道閉鎖。儘管在出生後2個月接受了葛西手術(一種姑息性手術),但效果不佳,很快進展為膽汁性肝硬化、大量腹水、反復膽管炎。蒙古國的兒科醫生告訴他的母親:“如果不做肝移植,他活不過一歲。”

肝移植,在蒙古國是無法完成的手術。這位年輕的母親,在絕望中做出了一個決定:她要切下自己的一部分肝臟,救活自己的孩子。但去哪里做?怎麼做?她一無所知。

PART02. 我們的價值:為“不可能的任務”畫出一張路線圖

當Batbayar的母親通過國際慈善組織聯繫到我們時,時間已經非常緊迫。孩子的肝功能正在急劇惡化,腹水嚴重,凝血功能極差。我們的醫學案例經理立即啟動了“兒童肝移植緊急回應流程”:

第一步:供受體同步評估。 兒童活體肝移植,需要同時評估患兒(受體)和母親(供體)。我們協助將兩人的影像、血液檢查等資料,整理成一份完整的《供受體聯合評估摘要》,提前提交給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的兒童肝移植專家團隊。這意味著,當母子二人抵達中國時,專家已經對兩人的血管解剖、肝臟體積、血型相容性等關鍵資訊有了充分瞭解,可以直接進入手術規劃階段。

第二步:倫理審查與心理支持。 活體肝移植涉及複雜的倫理問題。我們協助醫院倫理委員會,完成了跨國倫理審查的檔準備和翻譯工作。同時,我們的案例經理與母親進行了多次深入溝通,確保她完全理解手術的風險——不僅是孩子的風險,還有她自己的風險。我們告訴她:“您有權在任何時候退出,這不會影響我們對孩子的幫助。”這種對供體權益的尊重,是我們專業性的核心體現。

第三步:全程陪護,消除異國恐懼。 當母子二人抵達中國時,我們的蒙語-漢語雙語協調員已在機場等候。從入院手續、術前談話,到手術當天的等候陪伴,再到術後的ICU探視協調,我們的協調員全程在場。對於一位不會說漢語、從未離開過烏蘭巴托的年輕母親來說,這個“身邊人”的存在,是她能挺過那段艱難時光的關鍵。

PART03. 診後服務與跟蹤隨訪:守護“兩個生命”的長期健康

手術非常成功。母親切下的左外葉肝臟,在Batbayar體內迅速生長,肝功能在一周內恢復至正常範圍。但對我們而言,真正的挑戰在於術後長期的“雙線管理”:

患兒線:生長發育與免疫管理。 我們為Batbayar建立了《兒童肝移植術後成長檔案》,每月通過遠程隨訪收集他的體重、身高、頭圍等生長發育指標,以及免疫抑制劑血藥濃度、肝功能、腎功能等化驗結果。我們的案例經理會將這些數據整理成趨勢圖,一旦發現生長曲線偏離或化驗異常,立即啟動預警,協助聯繫中國專家進行遠程調整。

供體線:母親肝臟再生與心理關懷。 我們同樣為母親建立了《供體術後健康檔案》,定期追蹤她的肝臟再生情況、切口癒合、血常規和肝功能。更重要的是,我們關注她的心理狀態—活體供肝後,部分供體會出現焦慮或抑鬱。我們的案例經理在每次隨訪中,都會主動詢問她的情緒和睡眠,必要時建議她尋求專業心理支持。

定期返華復查。 我們根據移植中心的隨訪計畫,提前安排好母子二人每年一次的返華復查行程,包括:患兒肝臟超聲、血管成像、免疫抑制劑調整;供體肝臟CT、肝腎功能評估。所有復查結果,都會由我們的案例經理整理成一份《年度隨訪報告》,同步給中國的移植團隊和蒙古國的兒科醫生。

PART04. 療效與感悟

移植術後3年,Batbayar已經是一個活潑可愛的4歲男孩,肝功能正常,生長發育追上了同齡兒童。他的母親在發給我們的新年祝福中寫道:“三年前,我帶著一個快要死去的孩子和一個絕望的自己來到中國。三年後,我帶著一個健康的孩子和一個重生的自己回到蒙古。雖然你們不是醫生,但你們是個陪我們走過最艱難時刻的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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